李庆 | 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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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充满传奇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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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又名《蒙古秘史》）是一部奇异的古籍。
说它奇异，在于本书是用汉字写的，但是这些汉字都是蒙古语的发音，每个发音旁边都注有汉文的意思和表示语法的字，此为“旁译”。如第一页“合罕讷”旁边注明“皇帝的”。全书被分为282节，每段后有翻译该段意思的“总译”。
顾千里校《元朝秘史》，则是这本奇书现存的最主要的文本。
近年，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有关的论著，如阿尔达扎布先生祖孙三代还原的蒙古文字本《蒙古秘史还原注释》（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亦邻真（汉名林沉）先生的复原本《〈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中华书局，1987），乌兰女士的校勘本《元朝秘史》（中华书局，2008），余大均先生的《蒙古秘史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等。
这本书还通过各种渠道，走向了全世界。
根据日本学者原山煌的整理，到1978年，《蒙古秘史》的研究著作（包括翻译、注释和各种研究著作和论文）就已达361种（见所编《元朝秘史関係文献目録》，日本モンゴル学会，1978年）。另据澳大利亚蒙古学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wiltz）统计，到2001年，各种语言的音写本或转写本或复原本有20种，各种语言译本有67种，此外，还有总译的不同语言译本五种（转引自阿拉坦：《从〈蒙古秘史〉的复译看翻译原则的普适性》，载中国翻译协会编《第18届世界翻译大全论文集》，外文出版社，2008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的这些研究，说到最基础的资料，都离不开顾千里的校本。
笔者涉及此书是在三十多年前（见拙著《顾千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31—332页），此后一直对此书有所关注，发现有些细节问题，可进一步探讨，做了一些札记。现在看来，这些对于该书文字和内容的研究，作用有限，但是，对于认识该书文本的流变，认识与此有关的一个多世纪来的学术活动，或不无补益。故略加整理，列之于下。
1932年初，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炮轰坐落于上海闸北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善本藏书楼——涵芬楼，所藏四十余万册善本典籍，毁于战火。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涵芬楼所藏的善本中，有一本在世界文明史中非常有影响的古籍却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得以免遭劫火。那就是现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代文献学家顾千里校的《元朝秘史》。此书现著录于《全国善本书目》（史部，上，25页），标明：“清抄本，顾千里校并跋，周銮诒跋，傅增湘跋”。
顾千里校本，有一些藏书印，有的还未见考释。现据所知，列于下：
“顾涧蘋手校”是顾千里的印章。
“阳城张氏兴古楼珍藏经籍记”“阳城张氏省训堂经籍记”“张敦仁读过”，这些是张敦仁的，“葆采”乃张敦仁第二个儿子的，他字“子实”。这些笔者《顾千里年谱》“嘉庆十五年”条下已有考证，不赘。
“杨慧生藏书印”“杨慧生”，据考，为淮安人士。他曾将元代丘处机门人李志常的《西游记》刊刻出版。清代丁晏为他作了《杨慧生重刻西游记序》（载丁晏《颐志斋文集》卷五），可见是关心西北和元代文化之士。丁晏（1794—1875），清代学者，字俭卿，号柘堂，江苏山阳人，乃道光元年举人（参见《清史稿》四百八十八卷）。所以，顾千里校本归杨慧生的时间，当在嘉庆十年以后至同治年间，即1830—1875年间。
又有“且圃金氏珍藏”印，“且圃”不详。考光绪间，有善写者“金辑甫茂才”，叶昌炽为蒋凤藻刻《铁花馆丛书》，延其书写。此人“雅不愿署姓氏”（见王欣夫补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许翰屏”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金氏”“且圃”，“且”“辑”，吴方言同音。或即金辑甫？此当为同治光绪间人士。
又，此本后有周銮诒跋。跋曰：“光绪癸未（1883）八月寓意园，取此本与连筠簃刻本对读一过。周銮诒记。”周銮诒，湖南省永州府永明县人，清朝进士。汪兆镛《碑传集三编》收其传云：光绪三年（1877），参加丁丑科殿试，登进士二甲第32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六年四月，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
周銮诒和盛昱在编修馆、翰林院当有交往的机会。盛昱在光绪十年任祭酒，而周氏在光绪十一年离开京城，前往广东不久病死。
所以，光绪九年（1883）此本已在盛昱处。有的介绍文字云：此书“从张敦仁次子手中流出，经清沈涛、杨书云已由敬征及其孙盛昱收藏”。此间细节，如能说明，则为幸甚。
又，《顾千里集》中，标明《元朝秘史》为“元刊”，此“元刊”，当指明初洪武时刊本，并非“元代”刊本，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本，筑摩书房，1943）已经有说明，基本无误。陈垣先生在1934年2月刊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已经做过说明（引自日本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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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鲍廷博抄校”的“十五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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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除了顾千里所校的“十二卷”本外，文献中常被引用的还有“十五卷本”。
“十五卷本”《元朝秘史》的传钞本，现存较多。所谓“十五卷本”的《元朝秘史》，见于有关记载和著录的，有：钱大昕本、阮元本、孙星衍本、黄丕烈本、丁丙本，张蓉镜本、瞿镛本、马玉堂本等十多种（笔者主要根据已经公布的韩泰华本、即卡法罗夫所得本；陆心源本，即今存于日本静嘉堂的文本，此本日本学者原山煌有专文论述；张蓉镜本，罗恰有专文的论述；还有有关介绍文字，不赘）。
那么，这些究竟是什么文本？它们相互间是什么关系呢？
笔者认为，当根据所涉及人物的年代和所在区域适当分类，以便探讨文本的流转传承。当然，具体的关系，还需一一核对文本、加以探讨。
从这些文本涉及人员的时代顺序，大致如下：
嘉庆年间：钱大昕、阮元、孙星衍、黄丕烈本、抱经堂卢氏等。
道光咸丰年间，主要有：丁丙、韩泰华、马玉堂、张蓉镜、瞿镛等。
同治光绪年间：陆心源、郁松年等。
据有关记载和著录和资料，按地区，各种文本可大致分为四类：
其一，北京及北方地区的传本。有阮元及有关的文本，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为一部十五卷本，写有提要，这个本子是他在19世纪初任浙江巡抚和学政期间征集到的，准备进献朝廷。
莫有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谈到过：“仪征阮氏亦有抄本，谓其纪年以鼠儿、兔儿、羊儿等，不以支干。而所载元初世系，史所述始自孛端叉儿之前，尚有十一世。曾以进呈。”（见卷四“别史类”）当可靠。
马玉堂，道光元年（1821）副贡，道光二十五年赐同进士出身，与马瀛同族，藏书数量亦相近。则所收之本，为稍后传抄者（见王欣夫、徐鹏《藏书纪事诗补正》卷六，1989，632页）。马玉堂旧藏本，现藏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院信息资料室。他处未见著录。据介绍，该抄本分六册，卷首有七行识语，其后附钱大昕的“跋元秘史”。卷一题名下有“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八个字。每册首页题名下钤盖“马玉堂”、“笏斋”印记。马玉堂旧藏本的识语中提到“黄荛翁影元抄本”。
而《元朝秘史》流传到北方还有喀喇沁王府藏本。喀喇沁王府藏本为残本，仅保留大约两卷的内容（卷七、卷八）[以上参见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前言》]。
其二，主要在南京及附近地区的文本。
有孙星衍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分二册。孙星衍卒于1818年即嘉庆二十三年，所以当成书在1818年之前。此本卷首附钱大昕“跋元秘史”。卷一题名下有“忙豁仑组察脱察安”八个字，“组”为“纽”之形讹。卷四结尾处有题记“嘉庆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迄”。和其他鲍廷博校本同，这条跋文当是鲍廷博所写（见下文），可见此本是从“鲍廷博本”转抄，或是在鲍廷博生前所录。
韩泰华本。考韩泰华，字小亭，浙江仁和人。曾官潼关道，晚年侨居金陵。道光同治间，与邵懿辰、何绍基等交往。筑“玉雨堂”，多收元人集（见《藏书纪事诗诗补正》卷四，362页）。
1962年，苏联学者潘克福将该抄本在莫斯科影印出版。1975年其影印本又被收入《元朝秘史三种》。又，据记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穆曾根据韩本校勘（见《连筠簃丛书》本《元朝秘史》），所以，1847年以前，此本便在韩氏家中。
有的论者云：“究其来源，据抄本所钤印记和其他一些特征，可知它曾先后为韩文绮、韩泰华祖孙收藏，鲍廷博、黄丕烈曾利用。后辗转归巴拉第。”此说值得商榷。“韩文绮”收有《元朝秘史》的抄本，当在何时？
该本有如下题识：卷四“嘉庆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迄”，卷七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元宵刻本补写迄，通介叟记”，卷九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卷八开始处页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卷十五结尾处页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终”。卷十三至卷尾，页眉共有六处题记，分别见于第247、258、263、264、282节。
卷尾有一附页，正面写有几行文字，提到“即请渌饮丈正”，文末署“复翁”。各种题记及附文等，笔记与正文同[以上参见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前言》、双金《民俗学视野下的《蒙古秘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韩泰华为嘉庆以后人士，以上题识当非其自题。而书尾附页，提到“即请渌饮丈正”，文末署“复翁”。各种题记及附文等当是黄丕烈的口吻。
以上题跋，“笔迹与正文同”。因此，此本当是一个传钞本。究竟是韩泰华本被鲍廷博、黄丕烈利用，还是该本是从鲍廷博本、黄丕烈所得鲍抄本传抄呢？（据有的文章介绍：陈垣先生调查，认为是鲍廷博从《永乐大典》本再用明刻本补写，转给韩泰华，转给法卡罗夫。）笔者认为，当是从鲍廷博校抄本传抄。从年代考虑，黄丕烈卒于道光五年（1825）（见江标《黄丕烈年谱》，王欣夫补，中华书局，1988年）似不可能参考此本。
其三，在浙江一带的文本。
主要有卢氏抱经堂本，和黄丕烈有关的文本，即丁丙本、陆心源本等。
卢氏《抱经楼藏书目录》记：“《元朝秘史》，十五卷，四本，抄本，不著撰人名氏。”其《四明卢氏藏书目录》著录为：“《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缺首数页，不著撰人名氏。”此本和记载中的黄丕烈本相似，卷首有缺页。或当为一个系统，或黄氏之书，曾经抱经堂，后再转出。待考。
丁丙旧藏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之前曾先后为王宗炎、丁丙所收藏。字迹工整，保存完好，讹误较少。卷十三至卷尾，页眉共有八处题记，其中六条与记载中的黄丕烈本、韩泰华旧藏本、陆心源旧藏本的相同，另外两条分别见于第265、272节。当和陆心源本，同出一源。
陆心源旧藏本。现存日本静嘉堂文库。原为劳格（字季言）旧藏，清末曾一度归陆心源所有，1907年，被陆氏后人出售给日本人，入藏静嘉堂文库。此本，日本学者原山煌有专文论说（见所撰《『元朝秘史』十五巻本鈔本について-陸心源旧蔵本の検討》，载日本《东洋史研究》1983年第42卷，第一期），据原山煌介绍：此本分两册，缺损卷首之叶（相当于第1、2节和第3节的音译正文部分），其他部分保存良好。抄写工整，讹误明显少于韩泰华旧藏本。卷五结尾处有题记“嘉庆甲子十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卷六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正月初三日从刻本补写迄，七十人叟记”，卷七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迄，通介叟记”。卷六结尾处页眉书“刻本五卷止”，卷七开始处页眉书“刻本六卷起”，卷八开始处页眉书“刻本第七卷起”，结尾处页眉书“刻本七卷止”，卷九开始处页眉书“刻本第八卷起”，卷十三开始处页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卷十五结尾处页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终”。
《嘉业堂藏书志》著录一部十五卷抄本：“《元秘史》，十五卷，旧抄本，不著撰人名氏。……此抄本尚旧。收藏有‘泰峰所藏善本’朱文方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258页）当是来自郁松年旧藏。当也是从他处抄录者。
其四，江苏常熟一带的文本。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提到一部十五卷抄本。张金吾（1787—1829），具体不详（见莫有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
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九记载有《元秘史》十五卷抄本，即瞿镛本，瞿镛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分四册，卷首和卷尾各钤盖一处“铁琴铜剑楼”之印记。卷首附钱大昕“跋元秘史”。
张蓉镜本等。关于张蓉镜本，近年罗恰做了探讨（《张蓉镜抄本元朝秘史》考述，《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指出：“鲍廷博抄本（庆按：此指韩泰华本）与陆心源抄本所有之各种题记、附文及黄丕烈致鲍廷博短简在此抄中俱无。另人名、氏族部落名、地名亦无短线标明。行段亦间有小异。”相比“鲍廷博本”，舛误较少，有的论者介绍，此本“与孙星衍藏本、瞿镛藏本、王宗炎藏本相同”。
但从该文所列和孙星衍本的对勘情况分析，多是传抄致误（如缺少的文字中有关发音的“舌”“中”字，用俗字代替原来的繁体正字等）当是从有关文本转抄而出。陈树杓《带经堂书目》、周星诒《传忠堂书目》分别著录一部十五卷抄本，均说明为“张蓉镜抄本”。有关的常熟地区的传本，互相传抄的可能性较大。只是时间有先后。
分析对比以上四类各种文本，共同的特点，有如下数端：
（1）笔者注意到，现存多数文本从卷四到卷九，大多都有“通介叟”或“七十八叟”的题识，（2）多有所谓的“钱大昕跋”，（3）所有这些文本题下都有了“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八个字。也就是说和顾千里《跋》中说的钱大昕处的《永乐大典》本情况不同。
现将有关文本中所见题识，汇总列之于下。（见表格）
这里的“七十八叟”的“七十八”，当是年龄。据刘尚恒《鲍廷博年谱》，鲍廷博生于1728年（雍正六年），卒于1814年（嘉庆十九年）。嘉庆十年，用虚岁计算（中国传统的计算法）正巧七十八岁。还有，“通介”，为鲍廷博之号。
又，韩泰华本，有“复翁”贴页。中有“渌饮翁”的称呼，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也就是黄丕烈要请鲍廷博指正。
据以上情况，可知：
（1）上述文本中的题识，当俱为鲍廷博所题。所以，有这些题识的文本，当源于鲍廷博在嘉庆十年抄、校的本子。或可称为“鲍廷博校抄”本的传抄本。
（2）这些抄、校都是在嘉庆九年末到十年初三个月内完成，并且是根据残本“补抄”。
这是所谓“十五卷”本的基本情况。
那么，鲍廷博在嘉庆十年抄、校的本子源出何处？和顾千里的校本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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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廷博校抄”十五卷本和顾千里校本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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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这个问题，应当注意的是：顾千里校本中，有顾千里“二十六日校毕”的题识。此二十六日，根据顾千里题跋所署时日，为嘉庆十年乙丑六月二十六日（参见笔者《顾千里年谱》）。他也是在嘉庆十年校的。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在相近的时间内，都传钞、校对《元朝秘史》？而从鲍廷博、孙星衍、黄丕烈等的生平年代来看，他们所具有的抄本，也当在此不久。是什么原因在这样一个关系密切的文人圈子中，在几乎相近的时间内，会都对这本《元朝秘史》那么关注？
笔者认为，这和钱大昕在嘉庆九年去世，有密切关系。钱大昕生于雍正六年一月七日（1728年2月16日），卒于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1804年11月21日）（见《竹汀居士自订年谱》，钱大昕自订，钱庆曾续补，香港崇文书局版，1974）。钱大昕从事元代研究，当时就为世间所知。他去世后，有关的资料、他的藏书，自然成为当时和他有关的文人们关注的热点，形成当时学界的一种氛围。
嘉庆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钱大昕去世后一个多月，该年十一月，鲍廷博就校对《元朝秘史》。不能否认，钱大昕去世是触发他抄补的一个契机。
他是否直接从钱大昕家得到什么本子？这姑且不论，从鲍廷博抄本的现存记载看，他手边当有一个文本，又从刻本传录了第四卷到第九卷。或许他所据补的刻本，也就是顾千里《题跋》中所说的称金德舆氏原藏的残本，那个本子只有第四到第九卷。另外有续集两卷。
金德舆为浙江桐乡人。钱大昕曾让他把所藏的残本录出，著录于《元史艺文志》上（见顾千里题跋）。
作为一种推测，钱大昕去世后，鲍廷博是抄录了包括金氏旧藏本内容的钱大昕本的。否则，当时，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尚未刊行（《潜研堂文集诗集》的家刻本，最早在嘉庆十一年到十二年才刊行。日本学者原山煌推定《潜研堂文集诗集》刊于1800年。有些介绍《元朝秘史》的文章，殆根据原山先生之说，将钱大昕《元朝秘史跋》列于该年。但考原山的原文，他说明，原文未署日期，乃根据《潜研堂文集诗集》刊行时间推定，并非确论。其说可再考），鲍廷博从何处得到钱大昕的《跋元朝秘史》呢？论者或曰，跋文也可能是鲍廷博以后抄录的。那么，如何解释那么多传钞的鲍廷博本都有钱大昕的跋呢？都是各自分别再传抄的吗？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小吧。
还有，这期间，顾千里和鲍廷博是有交往的。见顾千里《知不足斋丛书序》引鲍廷博语：“相知二十年余，且于书有同嗜焉”，此序写于“嘉庆庚午（嘉庆十五年，1810年）六月”（《顾千里集》，中华书局，2007，201页）。
鲍廷博比顾千里大近三十岁。请其写序，有惺惺相惜之意。所以，鲍廷博是有充分可能知道顾千里所知的有关情况的。
如果上述推论可成立，那么有关的不少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释。
比如，为何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不著录十五卷本而著录十二卷本？十五卷本《元朝秘史》乃是从《永乐大典》抄出，《大典》所依据的，当是洪武间刊本，不过按韵重编而已（见张穆《连筠簃丛书》本《序》）。又，洪业先生认为，无论分为十二卷，或十五卷，都不是原来的面目，只是为了著录印刷方便而分的，所以现存本各卷都在五十页前后（“The Transmission of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 istory of the Mongols，” HJAS 14[1951]，pp.433-493。此转引自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作为元史的专家，钱大昕当然知道原来的刻本比《永乐大典》中抄出本更为可靠，从文献著录的角度而言，自然应以正式刊出的为准。所以他编《元史艺文志》著录：“元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又云：“记太祖初起及太宗灭金事，皆国语旁译。疑即《脱必赤颜》也。”
其次，顾千里校十二卷本和现传的十五卷本大多相同的问题。顾千里跋中说：曾在钱大昕处见过钱大昕的本子，是没有“忙豁仑纽察脱察安”等八个字的，但现在的鲍廷博抄补本几乎都有这八个字。这说明，鲍氏的抄补本，已经根据十二卷本，也就是顾千里所见的文本补充过了。
再次，柳存仁先生曾对阮元本有“旁注”感到奇怪：曰：钱大昕以后，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二纪录他采录呈进之本，也有《元朝秘史》十五卷，说“此依旧抄影写，国语旁译”，这下面一句不知道他的真正意思。因为据我们所知，十五卷本是没有“国语旁译”的（见所撰《〈脱卜赤颜〉·全真教和〈射雕英雄传〉》，载王秋桂编《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如果设想，“依旧钞影写”的旧抄，是鲍廷博提供的经过抄补的文本，那这个问题也就可以解答了。因为鲍廷博当时正在帮阮元寻查、抄录希见之书（见下文）。
还有，为何会有那么多十五卷本抄本？因为在嘉庆十年到嘉庆末，顾千里、鲍廷博、张敦仁、孙星衍、黄丕烈等相互之间多有交往，都对古书感兴趣。因此，有鲍廷博题跋的抄本，又纷传到孙星衍、黄丕烈、乃至卢氏抱经堂，其中最好的钞本，自然应该是在鲍廷博生前传抄的孙星衍、黄丕烈等所得之本（黄丕烈本未见，但从陆心源本留存的、有黄丕烈题识的贴页来看，黄丕烈手边当有过一个鲍廷博抄补文本的传钞本）。稍后，各种藏书家的传钞本，概出于上述诸本，误讹、脱漏、错简渐渐增多，乃可想而知。
总之，现传的所谓鲍廷博抄补的十五卷本，和钱大昕藏本有密切关系，已经用残存的刻本校对、补充过，也就是说，和顾千里校本，根据的是同样资料，因此二者实质上就没有多大出入了。
所以，议论 “十五卷本”，应该把单纯的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之本和经鲍廷博补抄校对过的文本区分开来。《永乐大典》本原来应该是无正文旁注的。
从文本的源流来看，现传的文本，要说有不同，多是十五卷本传抄中产生的脱漏和错简。而顾千里校本当是最完善的文本。这是老话，经过了众多文献发现比较之后，从文献的源流分析，得出的依然是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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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永乐大典本”，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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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元朝秘史》文本有关，追根溯源，就产生了当时所谓的“《永乐大典》本”出于何人之手的问题。
早在清初，孙承泽的《元朝典故编年》第九卷中，就收有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收十二卷本《续集》二卷的总译。这不在本文论内。在清代乾嘉时期出现的《永乐大典》本《元朝秘史》，其所出处，笔者所见有几种说法：
（1）钱大昕录出说
梁启超说：“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现《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钱大昕得此两书，录存副本，其所以能从事考证《元史》者盖以此。”（朱维铮校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421—422页）洪业在他的名作（“The Transmission of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JAS 14[1951]，pp.433-493）中，也指永乐大典本出自钱大昕。
柳存仁《〈脱卜赤颜〉·全真教和〈射雕英雄传〉》云：“一般的读书界的人知道有十五卷本的《元朝秘史》问世，都是由于清末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的流通，原书1896年刻入袁昶辑《渐西村舍汇刊》里，用的是张穆校本的十五卷《元朝秘史》，张校收在杨尚文刻的《连筠簃丛书》（1847）里。这个十五卷本是只有总译，没有蒙古音的汉字，也没有汉文旁注的。
“清乾隆间钱大昕藏的十五卷本，就是他设法从《大典》中钞录出来的。顾广圻为十二卷本的元钞本《秘史》撰的跋说：《元朝秘史》载《永乐大典》中。钱竹汀少詹家所有，即从之出，凡首尾十五卷。
“他的《廿二史考异》卷一百曾用到《秘史》的材料，这书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定的，卷一百是最后的一卷。他在乾隆三十八年擢詹事府少詹事，在这之前他已补翰林院侍读，入直上书房，自然有不少看到《永乐大典》的机会。”
（2）鲍廷博说
近年有的文章介绍：十五卷本《秘史》，在清代由藏书家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只有“总译”，没有“旁注”。十五卷抄本的来龙去脉，陈垣先生有详细的论证。陈垣根据卷本上的题记认为，鲍廷博于嘉庆乙丑即1805年从《永乐大典》中抄写出十五卷本元秘史，并且在当时又对照了明刻本秘史补写了部分内容（双金《民俗学视野下的《蒙古秘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3）张穆说
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穆曾从《永乐大典》抄出《元朝秘史》十五卷，后刊印收入《连筠簃丛书》。此本只有总译部分，非《元朝秘史》一书之全貌。没有旁注。但张氏刊刻前，又从韩泰华处借本校对过。另据张穆所获信息，程同文曾抄写了一部十五卷本，但是后来文稿遭窃，《元朝秘史》抄本不知所终。
这三种说法，多有根据。因为从《永乐大典》抄录该书，并非只有一个途径。
但是，所谓鲍廷博于1805年从《永乐大典》抄出《元朝秘史》之说，颇可商榷。1805年，年纪已经七十八岁的鲍廷博，虽说被嘉庆皇帝恩赐了个举人头衔，毕竟属“草民”，如何取得当时已经散乱的《永乐大典》的文本呢？至少，至今笔者还没有看到确实的证据。期待有关的研究者能进一步探讨。
如上文所述，比较明确的是，1805年（嘉庆十年）鲍廷博在钱大昕死后，立即有所谓校对“抄补”之作，又录有钱大昕跋文。而这和他自己从《永乐大典》中直接录出，毕竟不能等同。笔者认为，现传的各种有钱大昕跋，且有“七十八叟”跋文的本子，当都是从鲍廷博“抄补”本衍生而出。
问题在于：鲍廷博用以校对、抄补钱大昕本的原本又是从何处来的呢？这里涉及阮元所藏本以及阮元和鲍廷博的关系问题。
据阮元之弟阮亨《瀛洲笔谈》卷一：“兄官学政、巡抚时，留意于东南秘书，或借自江南旧家，或购之苏州番舶，或得之书坊，或抄自友人凡宋元以前为《四库》所未收，《存目》所未载者，不下百种。为兄访求购借者，浙之鲍以文廷博，何梦华元锡、严厚民杰之力为多。丙寅丁卯间（嘉庆十一、十二年，即1806—1807年），兄奉讳家居，次第校写，共得六十种。”后于“戊辰己巳（嘉庆十三、十四年）复抚浙，续写四十种进呈”。
阮元抚浙，在嘉庆五、六年间，居丧后复出，再次抚浙载嘉庆十三、四年年间。在此期间，鲍廷博和阮元密切相关。以阮元当时的地位，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元朝秘史》的机会当远比身为一草民的鲍廷博为多。所以，鲍廷博的《永乐大典》本《元朝秘史》，可能先是从阮元处所得，再校对了钱大昕本。
阮元之子阮福《揅经室外集序》：“家大人在浙时，曾购得《四库》未收书进呈内府，每进一书，必仿《四库提要》之式，奏进提要一篇。凡所考论，皆从采访之处先查此书原委，继而又属鲍廷博、何元锡诸君子参互审订，家大人亲加改定纂写，然后奏之。”
如果鲍廷博原来手中已从《永乐大典》中抄出，那所见当和阮元本相同，至少相近，因为阮元要他查找，发现了异书，自当告诉阮元。而笔者认为，从上述阮亨、阮福所说阮元和鲍廷博的关系来看，鲍廷博手边最初的《永乐大典》十五卷本，从阮元处得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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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元朝秘史》有关的外文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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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课题。翻译和由此产出的作品很多，已经有专门的目录，对于有关的文本情况，在专家看来，许多都已是常识，但为了便于说明，仍做一些介绍。
和《元朝秘史》有关的文献，首先要说的是《史集》和《黄金史》。
伊朗蒙古朝拉施特（Rashid-al-Din）所著的《史集》（Jāmical-tawārīkh，日文译作《集史》），是关于13世纪蒙古王朝的历史记载。《史集》引起学界关注，最早是由于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他出使西欧，见到了《史集》。洪钧《元史译文正补》卷上一：“今以《元史》《亲征录》《元秘史》较之，则尤与《亲征录》符合，用知《亲征录》实由《脱必赤额》译出。当日金匮副本，必然颁及宗室。”那珂通世说：“洪钧此说尤当。”（《成吉思汗实录译注序论》，筑摩书房，1943，39页）那是远在元代，由蒙古王室颁布给今日伊朗，那时在蒙古帝国控制下的伊利汗王朝的。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其中有和《秘史》不同的地方，比如：
小林高四郎发现，《史集》中，有着伊利汗王朝独有的、拉施特记载的一些事实，如达求特部落的史料，其他地方未见（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86页）。又，关于《亲征录》，小林通过和《史集》对勘，认为《亲征录》在固有名词上明显错误，和拉施特《史集》多有不同，“决非直接从蒙古文史书汉译的”。他认为“《亲征录》并非汉译的《脱必赤颜》”（同上，150页），可以和汉文本互相参合。
罗卜藏丹津（一作罗布桑丹津）的蒙文《黄金史》（Altantobci nova，日文又译作《金册》）的发现。关于此，也多有介绍。即1926年，当时蒙古（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籍馆长札姆扬（又作札木萨喇诺[Zamzarano]）在旧喀尔喀车臣汗部桑贝子旗的贵族永谢布台吉达里家发现了一部藏式贝叶装手抄本，书名包含Altan Tobci（Altan-debter）之语，跋文中提到Blobsang bstan gjin（罗卜藏丹津，或作罗桑丹津）之名，故通称罗卜藏丹津《黄金史》。
国内有的介绍说，该书是在“察哈尔”发现的，有误。日本学者小林认为乃是从察哈尔移居外蒙的贵族家中发现的。当时，外蒙古尚未脱离我国版图。此说比较准确。
这个本子的发现，应该和苏联当时对于蒙古研究的重视有关。1937年，当时的蒙古经籍馆根据原抄本出版了铅印本《黄金史》（写本，177页，两册，一叶三十行，乌兰巴托影印刊出）。1952年，哈佛燕京学社影印了这个铅印本。1990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了原抄本的影印版，仍采用藏式贝叶装形式。
此本和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相比，乃是不完全的文本，内容约为顾校本的83%（有的研究者说为三分之二）。此书形成的时间，学者指出：书中有“鄂尔多斯六旗”字样。鄂尔多斯分为六旗，在康熙间1649年（见《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十三），直到乾隆元年即1736年设立七旗，因而推测当是1649到1736年间写定。
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沿袭那珂说，认为《金册》是翻译元代《实录》的节文，《实录》是修正的《秘史》。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学界有争论（以上见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第三章）。
关于《史集》《黄金史》和现传《元朝秘史》的关系，笔者认为王国维先生的见解值得倾听。他在《蒙文元朝秘史跋》中说：“则察罕所译与虞集所请，自非一书。缘《开天圣武纪》既宜付史馆，且至明初尚存，则与虞集国书之目，塔失海牙不传外人之言，不能相符。疑元时自有两种《脱卜赤颜》。其译为《开天圣武纪》者，殆即今之《元圣武亲征录》，而虞道园所请以修《经世大典》者，则今之《元朝秘史》也。”
又曰：“疑太祖朝事，出《脱卜赤颜》，与《开天纪》同源，太宗朝事，则别取《平金始末》等书以益之。”（见《圣武亲征录序》，《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411页）
王国维的基本意思，认为作为蒙古宝典的《脱卜赤颜》，是不外传的。而外传的，包括给史臣修《实录》或译为《开天圣武纪》的，那是另外的一种《脱卜赤颜》。
因此，可以推测，颁布给其他宗室的文书，如《史集》，自然也当如《实录》等，不会是原始的《脱卜赤颜》。它们和现传的《元朝秘史》，可以互相参照。
此外，想介绍一下俄国、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翻译本。
关于俄国的译本，众所周知，有卡法罗夫（Плладия Кафаров，1817—1878），日文内藤湖南作“ばらぢゅうす”，ポズネエクセフ。中文作巴拉第，巴第，鲍乃迪，笔者《日本汉学史》中误作“巴拉津”。
俄罗斯传道士波·卡法罗夫，是关注研究汉语本《元朝秘史》最早的外国学者。他说，在北京得到清宫内阁大库十二卷《秘史》珍藏本，将汉文译成俄文，于清同治五年（1866）刊载在《俄国传教士团著作集》第4卷（其生平见《俄苏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38页）他所说“得到珍藏本”，当是夸张之词。要说明的是，卡法罗夫所翻译的不是鲍廷博本，而是张穆《连筠簃丛书》本。且翻译的只是“总译”部分，改书名为《古代蒙古传说》出版。有的研究者误解为是照韩泰华本，即鲍廷博抄补本翻译的。此后，1872年，卡法罗夫才得到十五卷《元朝秘史》本，即韩泰华本。他想以俄文对音蒙古文，俄译出版，但未成。
1878年他把该本寄回俄国，寄到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他自己不幸在旅途中死于法国马赛。原稿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图书馆（参见小林《元朝秘史研究》序章）。1933年，伯希和在苏联将这个文本拍照，赠送给了北平国立图书馆。现在大家在国内看到的就是这个本子。
陈垣先生调查，认为是鲍廷博从《永乐大典》本，再用明刻本补写，转到韩泰华那里，再转给法卡罗夫的，故此本又被称为“鲍廷博本”（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
这个文本，在世界上有相当的影响。但是，日本学者原山煌将其和静嘉堂文库所藏的“陆心源本”对照比较，认为其质量比较差（见上引原山论文）。
此后，研究蒙古历史的俄国学者有波兹德涅耶夫（Позднеев 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ич，1851—1920），著有《蒙古编年史》（1883），出版《蒙古和蒙古人》（1896—1898）未完。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他所撰《蒙古文学讲义》一书出版时，附录了石印本《元朝秘史》的前96节；由《1900—1907年东洋学协会诸活动大观》刊出。这些著作，被称为俄国蒙古学的奠基之作（其生平、著述见《俄苏中国学手册》，70页）。
1941年，俄国蒙古学家斯·柯津（C.A.KoзиH，1879—1956）出版《元朝秘史》俄译本一册、注释本两册，共有619页，所据的主要也是俄国所藏的韩泰华本（同上，335页）。小林高四郎认为柯津的翻译“未见可采的新见解”（小林《元朝秘史研究》，9页）。
上世纪30年代，德国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一作海涅士），根据1866年俄国卡法罗夫的译本，翻译成德语和拉丁文。所以也不是完全之本。他的特点，是用拉丁字母译出Mangbol-un niuca tobca'an（Yuan-ch'ao pi-shi，Leipzig，1937，见小林《元朝秘史研究》，10页），并开始探讨恢复蒙文的原文（参见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74页）。
他的翻译有个过程，先译出部分，然后编篡了字典，最后译出德文的全文（Die Geschichte derMongolen，Leipzig，1941），而他特别注意到一些专门用语的翻译，成为后来欧美等国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到1945年，有了伯希和的法文译本。韩百诗（A. Hambis）介绍说，伯希和对《元朝秘史》的还原与翻译除了利用叶德辉刻本外，“还特别利用了一部明代的手抄本，这部手抄本看来最好，他有这部手抄本”。此手抄本据说有汪士铎、闵国勋的藏书印。澳大利亚罗依果说这个本子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手抄本部（藏书号Ms.Chinois 11003），版式同叶德辉刻本和《四部丛刊三编》本，但无页码和版心书名，卷首钤盖的两方印记，暂可推测出自汪士铎、闵国勋。如果属实，此本当为顾千里校本的传钞本。汪士铎（1802—1889），字梅村，晚号悔翁，江苏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人。从他的生活年代推测，他的抄本当是从顾千里校本转抄而来的。
40年代还有土耳其语译本Ahmen Temir（小林高四郎为土耳其外交官时见到）。
英文译本方面，美国对于此书的关注，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或云，在《蒙古秘史》的11个英译本中，柯立夫、罗依果、鄂嫩三大英文全译本属于比较典型的学术翻译。有关的情况，已经多有介绍，不赘。
以上的情况，此学的专家多已是常识。列之，乃为省却翻检之劳，且略见该书展开流变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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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那珂通世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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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日本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出版，这是日本蒙古研究史上的划期之作。该书的写作过程，作者《序论》已经做了说明（见筑摩书房，1943）。关于那珂研究翻译《元朝秘史》的情况，笔者曾有所介绍（见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载《那珂通世遗书》。见拙著《日本汉学史》第一卷，又拙编《东瀛遗墨》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那珂是根据文廷式所赠，从盛昱处抄录本翻译注释的。因为盛昱所藏为顾千里校本，近年多有学者指出，说那珂是根据顾千里校本翻译，这样说大体无误，但是有些情况，还应说明。
其一，那珂研究元代历史，翻译《成吉思汗实录》，内藤湖南在1907年（日本明治四十年）《那珂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一文有说明（见内藤湖南《全集》十二卷，158—160页，日本，筑摩书房，1997）。但是，说那珂收到了内藤湖南所赠的“顾千里校本“的书以后，才开始研究、翻译，则不太确切。
早在此前，那珂就关注元代研究和蒙古等西域研究了。在此前，他已经有《元史译文补正》（1902）之作。他关心西域，关心元史，乃受到当时中国国内西域研究之风的影响。经历了1840年的动荡，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眼光投向了世界，包括西北、东北、蒙古等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西北交通史”成了研究的热点，出现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李元度的《元朝秘史考》等著作。日本学界甚为关注。《元朝秘史》，自然也包括在内。1902年，到日本考察教育的陈毅，就和那珂、内藤等谈及蒙古和成吉思汗等研究情况（见陈毅给那珂通世的信，载拙编《东瀛遗墨》111页）。所以，那珂的研究和翻译，并非偶然，是当时包括中国、日本以及俄国关注东北，关注满蒙事务大背景的产物。
其二，那珂想要翻译《元朝秘史》（后改名《实录》），实际受到俄国巴拉第和博兹耐夫（就是卡法洛夫和波兹德涅耶夫）著作的刺激。当时，俄国和日本都在窥觎我国东北乃至蒙古，此乃当时两国的基本国策。虽说日本学者还没有见到俄国文本，但已经得知此事。这对于他们的冲击是显然的（见内藤湖南《那珂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载《全集》十二卷158—160），所以才会和文廷式谈话中提到《元朝秘史》抄本（见文廷式给内藤的信。载《东瀛遗墨》110页）。
其三，文廷式给那珂的信息是不完整的。笔者在《日本汉学史》中说，文廷式是被派往日本的，乃未细核文氏行迹，不确，当订正。实际上，他是逃亡到日本的。他1900年回国，如约，把自己的抄本《元朝秘史》寄给内藤。当时文廷式并不清楚、自己的抄本是顾千里校本。所以，他给那珂的信中，未提及顾千里本，而说是钱大昕和张穆的文本（见《文廷式给内藤湖南的信》）。不仅文廷式，内藤也是如此。内藤湖南在《蒙文元朝秘史》一文中，虽然全文录了顾千里的《元朝秘史题跋》，却说：“不知何人所撰。”（《内藤湖南全集》十二卷，151页）。可见他并不清楚顾千里校本。
那珂通世编撰了《成吉思汗实录》，还想用1908年叶德辉本为底本的蒙古字还原计划，未果。此后，内藤又收有了叶德辉的文本（见《内藤湖南全集》12卷505页），认为此书从“原刻本出“，显然有误。可见他们都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手边的文本和顾千里校本的关系。“顾千里校本”，是后来才被学界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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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各种译文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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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顾校本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准确地保留了原来刻本中“旁注”的内容，这成为后世复原、翻译《秘史》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蒙古文音韵、词汇的重要资料，已成为该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阅读有关文本研究的资料时，发现有些译本中对于一些关键性词语的解释、理解有差异，有些涉及较为重要的问题，似乎还有再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如下例：
卷一
出于顾千里校本的叶氏观古堂本《元朝秘史》第十一到十二页（第18节），这一段的总译如下：
朵奔篾儿干在时，生的别古讷台、不古讷台两个儿子，背处共说俺这母亲，无房亲兄弟，又无丈夫，生了这三个儿子。家内独有马阿里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么。道说间，他母亲知觉了。
那珂《成吉思汗实录》（筑摩书房，1943，正文9页）的译文和注释是：
以前朵奔篾儿干所生的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这两个儿子，背着其母议论。
我们的母亲没有兄弟房亲之人（丈夫的兄弟），也无男人（外夫），却生了这三个孩子，家内有个马里黑伯牙兀歹之子（子，原文作“古温”，语译为“人”文译为家人，古温当系“子”的蒙文“可温”之误），那三个孩子是他的吧。
在母亲背后议论，其母阿阑豁阿发觉了。
余大均先生译注《蒙古秘史》这一部分的译文如下：
以前朵奔蔑而干生前所生下的两个儿子，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暗中议论自己的母亲阿阑豁阿。
“咱俩的母亲没有（丈夫的）兄弟、房亲，也没有丈夫，却又生下了这三个儿子。家里只有巴牙兀惕部人马阿里黑。这三个儿子是他的儿子吧？”
他们俩这样地暗中议论自己的母亲，被他们的母亲阿阑豁阿觉察到了。
以上文字，有两个关键的地方有出入：
其一，关于“兀也合牙“（üye haya）的注释。兀也合牙，意思不明，旁注作“房亲”。《黄金史》（Atn）18节作：（üye xaya），蒙文或作（üye haya）。那珂《成吉思汗实录》第9页，注释作“丈夫的兄弟”。从日语的语法看，他把“兄弟房亲”作为一个名词，“兄弟”乃是“房亲”的同义修饰语，并注明为“丈夫的兄弟”。
按照那珂的翻译，问题是：“房亲”，是否就和前面的“兄弟”重复？那“丈夫兄弟”之外的同族男性，有无可能成为“房亲”？
还有，这“房亲”和下文的“丈夫”，关系又是如何呢？原文的“丈夫”，那珂译作“男人”，注明为“外夫”。他的意思或是指本族以外的男性。
那么，当时蒙古的风俗，是否允许寡妇另找本家以外，甚至与外族的男人结合呢？
按照余大均的翻译，“（丈夫的）兄弟”、”房亲”，”丈夫”这三者是并列的，也就是说并非一个概念，那么，这三者的具体内涵和所涉的范围又是如何呢？和上述那珂翻译注释的区别又如何解释呢？
因此“房亲”，“兀也合牙”（üye haya）原来是何意？值得再斟酌。
对于“房亲”这个词，海尼士的译本有注：“本文，这是暗示寡妇和其亡夫的兄弟们交合是被允许的，而和奴隶的交合当然是不允的。”（转引自小林《元朝秘史的研究》43页，111—112页）关注到当时蒙古族性关系和婚姻的问题。而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在他的著作中，两次引用这一例子，以见各种文本翻译的异同。说明他也非常关注这一点。
其二，在这一部分的“古温”一词。
那珂《成吉思汗实录》的注释：“‘子’，原文作‘古温’语译作‘人’，译作‘家人’。‘古温’，当为子的蒙语‘可温’之误。”
但是，据小林高四郎等研究者考证，《黄金史》在此处，“也作Kumun，即‘人’。不作‘kobegun’（子）”（见小林《元朝秘史研究》，111—112页）。
这就涉及“马阿里黑”其人的身份。
如果是“子”，那么，当然是“伯牙兀歹”族内的人。而如果只作“人”，那么其在“伯牙兀歹”族的身份，是否有可能并非正式“族人”，乃至是该族中的奴隶之类呢？
总之，这一段中，原来到底应该是什么意思，涉及当时蒙古的风俗，涉及汉族、蒙古族以及其他民族对于男女关系、婚姻的观念的差异，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还是可以再进行细致研讨的吧。
类似的问题，此外尚有。在翻译的异同中，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很多线索，发掘出新的研究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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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的“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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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着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展开，涉及了许多问题，现在还是要回到该书本身。
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因其抄本转到海外，叶德辉观古堂又据其抄本刊刻问世，渐受重视。
有意思的是，叶德辉观古堂本收了张穆和钱大昕的跋，虽也收录了顾千里的跋，却将其作为“无名氏”。其实，叶德辉在“丙午”（1906）“嘉平四日”的跋文中，提到过顾千里（叶德辉题跋，见《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一）》，中华书局，2009）。但他在刻本中却作为“无名氏”，如此处置，不知何故？而叶德辉之所以会1907年刊刻此书，恐怕和他从日本学者那里听到的有关此书的消息有关（关于叶德辉和日本学者的联系，见他和诸桥辙次的笔谈，载《东瀛遗墨》）。叶德辉的抄本，据观古堂本《序》，乃得自马进远（其人具体情况待考），而马氏乃“百金得自书肆”。叶德辉后得金蓉镜资助，方得刊行。金蓉镜（1855—1929），初名鼎元，字养寿，又字学范，号子篯，后更名蓉镜，字香严，号甸丞，又号闇伯、潜庵，晚号香严居士、香严庵主、香严头陀、就李乡民，秀水（今嘉兴）人。
可见，此书流传中，顾千里之名，其实被隐存了很久。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被文献学者关注（见拙著《顾千里研究》252—290页，不赘）。这种情况和鲍廷博相似，鲍廷博抄补的《元朝秘史》文本虽然流布很多，但多赖陈垣先生提出，才渐渐被关注。
历史文献流传中，许多做出贡献的人物，往往被淹没在历史的阴影之中。
关于顾千里校本的本身，最后入藏北京图书馆的经过，据傅增湘《〈元朝秘史〉跋》：“此书旧藏盛伯羲祭酒家，癸丑岁（1912），意园藏籍星散，余偶见之正文斋谭笃生许，因告菊生前辈，为涵芬楼收之，而余为之谐价焉。”
可知盛昱身后，藏书四散，此本被书商正文斋谭笃生从盛昱处购得。考谭笃生，名锡庆，字笃生，河北冀县人。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正义斋，主人谭锡庆，……于光绪二十五年开放（先于光绪十六年在文昌会馆经营数年）后设肆于东路南，所藏多古本精抄家训之书。”（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第105页）
伦明云：“清同治年间，朝廷将宫中修缮不及的藏书送到宫外书肆装潢修补，或经办事人之手，或被宫人监守自盗，内府藏书开始散失出宫。在海王村琉璃厂书肆中，谭笃生开设的正文斋，就是专靠从太监手中购得的偷盗之书起家的，谭氏精鉴别，又善结纳，于光、宣年间执书业之牛耳，庚子乱后最为有名。”（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第133页）
此事被傅增湘得知，发现为顾千里的校本，向张元济先生推荐。所以，张元济先生将其购入上海涵芬楼。正因为是傅增湘推荐，所以到1931年，陈垣先生要研究《元朝秘史》，请傅增湘从涵芬楼借出，此书才得以免受战火之灾。
此后，1936年，有商务印书馆将顾校本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之举，而当时赵万里发现故宫内阁大库所发现的明刻本的41枚残叶，用以替换了抄本中的相应部分。《四部丛刊三编》本因此成为该学界最受欢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见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1953年11月纪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此事由当时作为“公方”即国家文物部门负责人的郑振铎先生经手。在此期间，顾千里校跋的此书入北京图书馆。据笔者请教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先生，当时张元济对于商务印书馆和他自己的藏书，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处置：其一是完全捐赠给国家，如《永乐大典》残本和其他一些善本；其二是卖给国家，譬如当时藏在金城银行内的一些宋元善本；其三是公私合营而归于公的（以上，是笔者对人凤先生原话的理解，如有误讹，责任在笔者）。《元朝秘史》究竟属于上述三类中的哪一类，容再考。
总之，《元朝秘史》，从14世纪中叶以来，经历元朝和明朝的鼎革变故，经历八国联军入侵的动乱，躲过了日军侵华炮火，波折跌荡。此后化身万千，显于世间。如今，顾千里校本本身，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库中。这在我国古代典籍的流传史上，颇为罕见。
这部著作，成为元代历史和蒙古民族研究的最重要资料之一，走向了世界。它的经历说明，当今世界文明，是在互相斗争和交融中形成发展的。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汉文古籍作为记载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资料，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
这部著作走到今日，和无数的学者发生了联系。离开了这些具体而真实的联系，也就谈不上生动的学术发展史，文献就成为僵死的纸片，没有生命力。探究其流变过程中的细节，不仅是为了记住历史上为此付出心血的知名或不知名前贤的贡献，更是为了强调，任何一种科学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学术积累基础上，才能前进。此乃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所在，若非如此，则不足言也。
学林（2019.10—2020.3） | 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札记
李庆 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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